“艾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说犯罪心理师这职业可悲吗？”“啊？不知道。”艾西听麦涛讲述三年前的悬案，听得正过瘾，冷不丁被这么一问，顺口答道“你说吧。”“嗯。”麦涛招招手，酒保又添上了一杯，两人已从喝咖啡变为喝酒，并且都有些醺醺然了“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区别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“嗯，西方人讲究推演，而东方人讲究总结。”“推演就是由a推导出b，然后再推导出c的过程，这种逻辑过程相对于总结法来说更为严谨。不过犯罪心理这门学科有所不同，犯罪心理很难产生合理的推演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罪犯的头脑有时候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，这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明。比如这里”麦涛指指自己的脑袋“杏仁核，附在海马体末端，边缘系统的一部分。医学已经证明，杏仁核与调控情绪有密切联系。正常情况下女性杏仁核比男性要大，所以女人能控制暴力情绪，而男性控制性较差，一些罪犯则更差，这也被认为是暴力犯罪的根源。当然了，这些东西你都懂。”“嗯嗯！”艾西打了个手势，催他赶紧往下说。“由于犯罪心理师并非罪犯本身，不可能完全依照罪犯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，这就给工作带来了不准确性。譬如我刚才的分析吧——凶手与被害的女孩密谋，去老太太房中偷钥匙，被发现后失手杀死老太太，随后两人反目——这解释在多数情况下也算合情合理，但对于不同的凶手来说，其实可能的解释会有很多。谁也不敢排除纯粹夜盗杀人的可能。“犯罪心理师的工作常常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交叉比对、总结其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基础上。西方学者也是这么做的，这本身便有悖于西方人的思路。你见的案子越多，你的经验越丰富，你的判断往往就越准确。但是这同时就存在一个悖论：如果某一类凶手从未被你抓获，那么你永远不可能了解这类人犯罪的模式，因此你想要抓到这类人，就必须碰运气。即使你侥幸抓到他，也很可能错误地将他分到了其他类别里。“西方社会中死刑较少，这意味着学者有大量的时间对已被抓获的犯人进行追踪研究。并且fbi这样的组织实际上由中央调控，他们也有权限插足地方的罪案调查。咱们国情有别，某一类别的案件也许成百上千件，但是我无从查证。即使我找到了，罪犯也许在好多年前就被执行死刑了。更何况大量的卷宗让人很少进行交叉研究。于是，国人搞犯罪心理研究，便不得不借助西方现有的结论，而且是善于推演法的西方人根据总结法得出的结论，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就免不了出错。“即使判断没错，”艾西接着说“成功地分析出凶手，也很难抓到他，对吧？”“是的，本案正是如此。”回忆起三年前的事情来，麦涛总是那么无奈。既然已经得出了凶手当夜的犯罪模式，警察局的调查工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性，然而这个方向只不过是大势所趋而已。

麦涛把嫌疑人的年龄往下压了压，变成十五到三十岁。因为他觉得，与女孩密谋作出如此案件的人，思维方式应该不够成熟。警方先是排查了女孩家聘用的家庭教师，这没花多长时间，因为人家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。家庭教师是正在某名牌大学就读的学生，闲暇时间勤工俭学，四处接一些家教的工作，即使暑假也没有回家。案发当夜他回到宿舍休息，有同屋室友证明。随后的排查工作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凶手既然是被害人熟悉的人，鉴于班主任的说法，凶手有可能是校外游手好闲的男青年，警方不得不传讯地面上的所有混混，挨个审问。

两三个礼拜的时间，警察局里天天人满为患。如此庞大的排查行动，毫无疑问会造成巨大的舆论效果，好在被调查者多是混混，媒体也就不好意思兴风作浪。局里到处是黄毛、蓝毛、绿毛等染着发的青年，嘴里时常骂骂咧咧的，整个警察局乌烟瘴气。

折腾了快一个月，收效甚微。

其实警方的审问方式是很明智的“出卖朋友”——他们用的就是这样的原则。小混混被叫来了，警察并不把他当成凶手，态度也很和气，而是问他：“你是否注意到身边的人曾和这女孩交往？”不涉及自己的利益，被询问的人也就很难产生防御心理。更何况杀死老太太和小女孩绝非英雄所为，没人愿意包庇凶手。

警方利用了这样的心理暗示，也成功地得到了部分线索，不过深挖下去，线索却断了。除了排查带来的人力消耗之外，对这么多人、这么多证据的检验，也损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物力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拖着，愣是耗费了一个月，直到凶手再次犯案。

在这期间，有三位少女被报失踪，警方高度紧张。结果发现，三位都是离家出走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宗却成为了悲剧。

8月24日下午，一位无助、绝望的母亲走进警察局，声称女儿彻夜未归。由于凶杀案的存在，警方已将报告失踪案的时效缩短至十二小时。陪着这位母亲一同前来的，还有两个女孩以及她们的家长。“她们昨天晚上去唱歌了。”几位家长的说法如出一辙“八点半前后从歌厅出来，由于并不同路，失踪的女孩邱丽萍说她自己打车回家。”另外两个女孩目送她上了车，可是半小时后再打电话，手机就关机了。女孩们没多想，以为只